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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一个中国文人的欧洲之旅——《胡若望的疑问》

来源:   作者:杨怡倩  发表日期:2018-03-30  阅读次数:86

本期主题:雍正朝一个中国文人的欧洲之旅

书目:《胡若望的疑问》

主讲人:高海波老师

时间:2018年3月26日

地点: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

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历经17年,带回520箧佛教经典。中国人去向遥远未知的地方,这种新奇的经历吸引了无数中国人的目光,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就是以玄奘取经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或许是中国人安居乐业、鲜少离家的原因,中国人去外国的经历总是备受关注。《胡若望的疑问》讲述的就是雍正朝一个中国文人的欧洲之旅。本期读书会的主讲人高海波老师从作者、主要内容、故事背景、两位主人公以及书中反映的中西差异等角度解读了《胡若望的疑问》这本书。


《胡若望的疑问》这本书的作者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教授,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史景迁擅长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胡若望的疑问》这本书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读起来像一本小说。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胡若望随传教士傅圣泽前往欧洲的故事。胡若望是天主教教徒,傅圣泽是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傅圣泽马上要返回欧洲,他希望能够找一两位中国人和他一起前往欧洲,帮助他抄写中文书籍,以便研究中国古籍。胡若望主动请缨,与傅圣泽签署了一份五年的聘用合同。之后两人一起前往欧洲。但是从登上孔蒂亲王号开始,胡若望就开始不对劲起来。高老师讲述了胡若望一些怪异奇特的行为。胡若望坚决不同女管家同桌吃饭,晚上开着窗户在地上睡觉,一言不发就骑走信差的马,两次不辞而别失踪……他还经常胡言乱语。出发不久,胡若望同傅圣泽说:“我心中满是天使,并且天使都呼唤我,我肩负引介中国皇帝信仰基督教的重任。”傅圣泽要去巴黎,胡若望不想走,他对傅圣泽说自己要做乞丐,一边要饭一边穿越法国。高老师一边介绍胡若望,同学们一边忍不住发笑。“胡若望的表现常常惹人好笑,让人疑惑他是真有毛病还是装疯作傻。”高老师笑言。由于胡若望不断惹是生非,傅圣泽无奈只得拜托法国警察总督阿尔让松看着他。阿尔让松对待胡若望简单粗暴,直接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两年半之后,他在另一位神父戈维里的干预下释放,返回广东。


故事并不复杂,但是要理解它先要了解发生的背景。高老师介绍到,胡若望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指是的十七到十八世纪这段时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争议。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但是中国却有着祭拜祖先的习俗,这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相悖的。明朝末年,为了更广泛的传教,耶稣会开始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允许中国教徒祭祖。而之后来到中国的其他的教派与耶稣会观点分歧很大,他们维护正统与纯洁,坚决反对在教义上有任何让步。


高老师戏称胡若望为本书的男一号。男一号胡若望出生于1681年的广州。19岁时他受到神父庞嘉宾和利国安(John)的感化,皈依基督教。受洗后,他改名若望,若望是英文名John的谐音,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向神父利国安致敬。之后,他又让自己的儿子受洗,改名为盖帕斯,纪念神父庞嘉宾。“胡若望还是非常虔诚的。”高老师说。1721年,胡若望跟随傅圣泽前往欧洲。胡若望不会说外文,也不愿意学习欧洲的语言与文化,难以和人交流。根据傅圣泽的说法,胡若望只做了51个小时的工作,之后就再没动笔了。该书的作者史景迁点评胡若望,认为他性格乖张,其貌不扬,出身寒微,只受过粗浅的教育,他勇敢却没有谋略,信奉天主教却没有上升到多大职位,他在欧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囚禁中度过。


男二号傅圣泽出生于1665年,1699年他来到中国传教,先是在厦门福州等地呆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后来受到康熙的赏识,1711年他应诏到北京翻译《易经》。傅圣泽在中国的22年间,一直致力于证明三个观点。第一,中国古代典籍都来自神圣的源头;第二,“道”字代表基督教崇拜的真神;第三,指涉终极真理的哲学词语“太极”也具有神圣的意义。总而言之,傅圣泽认为中国人早在远古就崇拜过基督教的神。为了便于研究这些问题,傅圣泽聘请胡若望做自己的助手。傅圣泽的上级、法国传教团的庶务员戈维里和傅圣泽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他以安贫誓约为由处处阻挠傅圣泽,既不许傅圣泽把书籍带回欧洲,也反对他带中国助手回欧洲。胡若望被关到精神病院之后,戈维里由于和傅圣泽的不睦关系,非常关心胡若望的事情,还帮助胡若望释放。


在趣味性故事的背后,高老师提醒我们关注其他有意义的视角。第一是中西收入的差距。傅圣泽聘请胡若望花费了20两银子,相当于胡若望每月的工钱是8法朗,而法国船只上最年轻的印度水手每月都可以拿到9法郎,资历老一些的水手每月可以拿到15到18法郎左右。亚当·斯密很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极其低下的报酬,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者工资低廉,难以赡养家属。大量的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能购买少量稻米,就已经非常满足……中国下层人民的贫苦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在广州附近,千百户人家,陆地上没有居处,栖息在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物缺乏,有些人争抢欧洲来船投弃到船外的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比如死猫或者死犬,纵使一半已经烂掉发臭,人们得到它,也会像得到卫生食品一样高兴。”高老师认为后半部分的描述略有夸张,但是亚当·斯密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与同时期的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薪酬要低很多很多。


第二,书中反映了中西不同的性别关系。1722年,胡若望和傅圣泽一起住进了路易港一位行政专员家中,这儿有一位女管家,但是胡若望坚决不和女管家同桌吃饭,一见到她就驱赶她,对她做鬼脸。后来胡若望更是拒绝协助傅圣泽举行弥撒,因为胡若望不想和女人一起呆在教堂。当时举行弥撒是他和傅圣泽神父之间为数不多的交流渠道,因为他不肯去教堂,这个机会也错失了。胡若望的怪异除了他精神异常的原因之外,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古自古就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小叔子能不能救落水的嫂子也是中国的经典难题。


第三,书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雍正之前,欧洲传教士总体而言是遵循利玛窦的传教方式,适应中国文化,允许中国信徒祭拜祖先。康熙驾崩后,传教团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继位的雍正对于宗教不屑一顾,大多数传教士都被驱逐,被迫前往广州或澳门。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式微,于是由利玛窦倡导的包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宗教策略受到传教士的质疑——他们一直讨好中国人,最后却被赶出来了。这为后来的历史变化埋下了伏笔,比如之后的民教冲突。


第四,书中反映了不对等的中西交流状况。在胡若望这个时期,天主教神父在广州的就有8位,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还有18位。而中国人去外国的有记载的却只有4、5位,其中一位还是胡若望。根据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描述的,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才派遣使节去西洋。而中国官员们都不愿意出使,认为此去凶多吉少,被选上的人口头上叩谢天恩,心里却感到自己倒了大霉,没被选上的则暗自窃喜逃过一劫。


“看第一遍时,我特别的不舒服,感到胡若望是有意装疯卖傻,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的行为好像又很难解释,最后我感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高老师感言。胡若望为什么发疯,真疯还是假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胡若望代表的是鸦片战争之前普通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如果把胡若望换成一个旁的什么人,他们的表现不见得比疯疯癫癫的胡若望好到哪里去。高老师认为最可取的方式是将《胡若望的疑问》当做一个寓言故事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写实故事。在胡若望疯疯傻傻的故事背后,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人应当如何走向世界。高老师指出,中国想要强盛必须迈过走向世界这一关,中国人真正走向世界时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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